任何一个社会经历这样一个下降过程的话，肯定都会产生很多问题。

上述宪法责任的消解意味着权力与责任的分离，罚不当责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得不到根本的治理。发债的地方行政首长会因政绩而异地升迁，而下届政府却陷入财政困境。

[23]此后，市政债券逐渐发展起来。相应地，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较1993年骤降了32%。而且只要实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体与层级无关，任何层级都有独立的预算权和发债权以及债务责任能力。宜良县财政局出具将相关偿付财产信托标的债权列入财政预算和中期财政预算的函。[14]Wallace E. Oates, 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37(3)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120-1149(1999). [15]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因为前者具有公益价值取向，而且是更基本的权利——生存权利。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已约有655次地方政府破产案例，日本也已有884个地方政府宣告财政重整。[31]参见宾凯：《社会系统论对法律论证的二阶观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0页。

因此，为了重构交往理性和消弭生活世界中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哈贝马斯主张必须将权力限制在政治沟通领域之中，而不能再以权力意志取代基于主体间性的公共商谈。除了权力普遍化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混淆，权力生产观也没有区分权力与作为法律的权力。但是，两种观点却存在共同的分析焦点，即权力与去分化的关联，或者说权力与社会子系统的宰制关系。所以，无论是知识结构的断裂性，还是知识本身的区隔功能，福柯都是在不遗余力地阐述不同时空维度中权力如何塑造知识。

[93]因此，法律承担着权力对生活世界的效力要求，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律扮演了以货币导控为核心的经济系统、以权力导控为中心的政治系统同生活世界之间的纽带的功能[94]。四、权力媒介性与权力生产性的矛盾消解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权力生产性与权力媒介性的分歧主要就是权力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的定位与作用。

但是，权力的生产性在不断塑造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去分化的宰制倾向。个体不是权力的对手，我认为个体是权力的主要效应。第二，知识的区分功能。同时，根据哈氏的观点，如果把权力理解为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共同意志，把知识理解为通过交往而达成的共识，那么权力就是建立在知识和真理的基础之上的。

[47]参见宾凯：《法律如何可能：通过二阶观察的系统建构——进入卢曼法律社会学的核心》，载《北大法律评论》第7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3]由此，政治系统中的权力不再表现为具有外溢效应的、宰制全社会的统治力量，而是作为一种脱域机制的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和带有正/负选择性的二值符码，专注于政治系统的自我指涉，也就是卢曼所说的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4]。因此，权力的生产性也意味着个体成为权力的产物，权力确认某些身体、某些姿态、某些话语、某些欲望，进而构成了个体[39]。[67]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9—479页。

首先，如果权力被严格限定于政治系统之中，且互为环境要素的系统之间无法干涉彼此的运作封闭，那么又如何能够将政治系统的权力转译到法律系统的规范之中？其次，权力媒介观否定福柯所主张的权力普遍化，强调每一种社会力量关系都是特定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封闭运作，那么这种内部力量关系的强制性又如何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对于这两项质疑，系统理论的回应策略是引入结构耦合的概念。[61]同上注，第162—167页。

（二）主体性的解构 权力生产性始终囿于主体哲学的立场，其结果是人的价值不断被贬抑而非得到提升。[62]而教育系统的纲要与应当学习的内容有关，或者说纲要描述了个人的状态与能力。

[24]卢曼是通过形式/媒介这项区分来观察权力的，[25]我们只能标示出形式的一面并进行观察，而媒介则在使形式成为可能后便隐退。作为同时代的社会学家，福柯和卢曼之间形成了鲜明的权力生产观与权力媒介观的对立，而其背后的根本问题则是如何面对功能分化中的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问题。[75]两性之间的性实践具有高度的隐私性，曝光于生活世界的性实践往往被打上淫秽和色情的标签，同时，性实践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是否进行或如何实践都取决于亲密关系之间的自我决定。[69]而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知识模式的诞生实际是统治阶级所制造的各种现代理性话语，其本质是通过权力来生产出控制和规训整个社会的精神工具，将有违权力意志的个体烙印上疯癫、异端的标签而排除于社会，并由此巩固统治权威和稳定社会秩序。See Luhmann, supra note [46]，at 137. [108]参见郁瑞麟：《鲁曼的去人本主义化转向下之人文思考》，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16年总第57期，第110—111页。以权力驱逐法律运作、生产知识话语和控制性实践为例，权力消弭了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科学系统和教育系统、亲密关系系统的边界，更进一步，则是权力对全社会的宰制。

在分层社会中，客观法是为了满足对社会互动的管理，因此个体的主观权利是不需要的。另一方面又作为权力干预和控制社会的手段，起到规范化和法制正当化的功能。

首先，就科学系统而言，知识生产围绕真理/非真理的二元符码进行运作，并通过理论/方法的区分，实现运作封闭与认知开放的结合。因此，福柯所谓的权力生产性实际是关于权力的社会运作，即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沟通。

[81]关于这种权力对性的控制，福柯总结了五个方面的特征，即否定的关系、法规的权威、禁忌的循环、审查的逻辑和机制的统一性。在宏观方面，规训权力、生命权力与法律是不兼容的。

[42]从福柯的角度而言，权力在决定着最终的话语生产，政治系统也再度成为社会沟通的中心场域，而这尤其表现在权力与法、权力与知识、权力与性之间的关系上。[87]在哈贝马斯看来，作为导控媒介的货币和行政权力通过对市场和科层组织的法律建制化，而根植于生活世界之中。将基于法治逻辑的国家公权与基于道德伦理的家庭夫权混同视之，自然会产生对待性话语与性实践的不同态度，即前者可能注重社会控制而后者则更倾向于两性之间的快感享受和延续香火的家庭责任，所谓的权力生产性则产生了完全矛盾的实践效果。[82]同上注，第55—56页。

[92]正如前文所述，政治系统的功能在于生产有约束性的集体决策，而将集体决策的效力贯穿于社会公众系统的媒介则是法律，因为现代社会不存在法外空间和法所不能触及的行为方式，所以政治系统往往将法律当作一种使政治上的目标成为可能并且得以实现的工具。这种权力对知识的决定性和生产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知识结构的断裂性。

但是，在去中心化的多元理性背后，现代社会又当如何演化与变迁？吉登斯的回答是，现代性动力的来源主要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1]换言之，这种动力来源指向了社会的一种自我反思性（self-reflection）。[33]See King Thornhill, supra note [10],at 115. [34]Niklas Luhman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4— Beiträge zur funktionalen Differenzierung der Gesellschaft,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7,S.166. [35]帕森斯将权力视为AGIL（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持）结构中的一环，即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用权力（即导致他人服从的能力）作为自己首要的交换媒介。

五、结语     权力是法理研究中的永恒话题，不同时代背景赋予了权力研究的崭新维度。而福柯的权力理论经历了漫长的系谱学的摸索，贯穿于他一生的知识考古学、权力系谱学和生存美学的研究历程，手术刀般地切入社会力量的关系网络之中，考察权力是如何通过知识、性、疯癫、监狱、真理等社会微型环境来区分出社会所需之主体，并不断塑造人的主体性。

[104]哈贝马斯与卢曼掀起了德国社会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瑜亮之争，从第一阶段的争论成果（1971年出版的《社会理论或社会技术：系统研究达到了什么？》）开始一直到1998年卢曼去世为止，究竟是共识还是差异、是主体理性还是沟通理性、是行动理论还是系统理论等话题的争锋，成了这场论战的焦点。[80]参见前注[51]，哈贝马斯书，第342页。关键词:  权力生产性 权力媒介性 功能分化 自我限制 宰制倾向 一、问题的缘起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形成了功能分化的社会格局。[57]法律规则提供了形式上的人人平等，而生命权力则透过社会中的具体权力关系形塑了各种实质规则与标准，如校园里学生的行为规范、疯人院中病人需遵循的医嘱等，其结果就是训诫不再通过他律而是转化为自律[58]，并否定了一切特权与例外，所以是权力更有力地确保了社会平等。

[78]参见前注[38]，福柯书，第94页。第四，知识直接参与个体与群体的主体化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标准化的过程。

注释: [1]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8页。[36]这种权力的生产性表现在权力不再诉诸纯粹的暴力与压制，而是通过温和的手段、隐蔽的方式和积极的受益行为，使得统治目的与强制效力遍及社会的全体。

张海涛：《如何理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2期，第53—61页。[32]参见余成峰：《法律的死亡：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功能危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6页。